台北· 故宮· 人｜胡驍

「臺北故宮人」

本文作者：胡驍《光明日報》（ 2011年03月28日  12 版）（作者為紀錄片《臺北故宮》總撰稿）

　　2009年春節前夕，40集大型人文歷史紀錄片《臺北故宮》完成了在央視一套的首播。從那之後到現在，媒體朋友們對於本片拍攝過程的關注和猜測，逐漸超越了它的內容和藝術性本身。在人們一再的追問下，我均答之以“不知從何處說起”。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心境恰如禮花綻放過後的天空，茫茫然留下一片空白。

　　拍攝《臺北故宮》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想告訴人們，在中國，在北京紫禁城東南方向2000公里以外的一個地方，還有另外一座故宮。60年前，她從紫禁城的母體分娩出來，已經獨自生長了一個甲子的時光，並且將紫禁城和明清皇室的遺傳基因完整地保留到了現在。

　　一

　　《臺北故宮》的拍攝週期跨越了四個年度。在這段漫長的時光中，我不得不經常與那一座故宮裡的許多學者進行“餐敘”或者“茶敘”。在“敘”的時候，總有一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每當我向他們提出一個問題時，許多人總是先放下手中的碗筷或者茶具，然後將雙手重疊，從桌上移下，輕輕地放在腿上，慢慢挺直上身，目光恭肅地注視著你，最後才開口說話。那做派雍容而淡雅，它拘束著我也不得不如法行事，其結果是，一場簡單的“餐敘”或者“茶敘”往往被拖得很久。

　　每次從臺北回到北京，在最初的三四天裡，我居然也能保持著那份雍容淡雅，但時間一長肯定原形畢露，不管嘴裡正在咀嚼著什麼東西，都敢毫無忌憚地對別人念叨起王羲之、黃庭堅、米芾或是宋徽宗。

　　那一年的中秋節，臺北故宮的老專家高仁俊一家邀請我們攝製組的全體人員共進晚餐。攝製組有十來個人，全去的話必然會把人家四世同堂的中秋家宴攪得亂七八糟，於是我和我們的攝像師大哥作為代表前往，希望能與老人聊出更多有關臺北故宮的掌故來。

　　高仁俊85歲了，老伴也83了。他是臺北故宮著名的青銅器專家。1949年1月，他作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人員，隨著海滬號輪船把3500多箱文物從南京下關碼頭押運到了臺灣基隆港。這是從南京運來臺灣的第二船文物，也是數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有故宮南遷的幾乎所有的宋元瓷器，還有故宮與中博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比如毛公鼎和散氏盤。坐著這只船來臺灣的還有幾個人，比如那志良、吳玉璋、梁廷煒、李霖燦、昌彼得等。如今，同舟共濟的人們只剩下了他和昌彼得健在，其餘的人早已埋骨在這座島上了。

　　那個中秋節的晚上，老兩口的興致特別高。他們拿出了珍藏多年的58度金門高粱酒，左一杯右一杯地勸酒，居然把我喝到了微醺狀態。就在這種狀態下，我得知了一小段從未示人的往事。 

　　60年前那個濕冷的冬日裡，高仁俊就要登船了，曾昭燏女士又一次跑來勸他不要走。那一年曾昭燏40歲，官至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專門委員，而高仁俊27歲，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學者。這位小弟弟對比自己大十幾歲的才女姐姐抱有一種特別的情愫，而曾昭燏對這位不諳世事的年輕人也是關懷有加。她希望高仁俊留下來，與她共建將來的南京博物院，因為當時的南京畢竟已是“一片降幡出石頭”的形勢了。

　　遺憾的是，高仁俊沒有留下。因為艙位有限，已經結婚的他隻身登上了海滬號。後來，還是曾昭燏派人將高仁俊的妻子從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後的一班船去了臺灣。

　　在那些倉惶辭廟的日子裡，曾昭燏拒不赴台，並且一直堅決反對文物遷台。她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寫信給她的上級、教育部長杭立武，信中的措辭頗不客氣，她說：

　　“運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後，萬一有何損失，則主持此事者，永為民族罪人。” 

　　三個月後，她又與徐森玉、王家楫等聯名呼籲將遷台文物運回。

　　然而，人與物這一走，就再也沒能回來。

　　1964年12月，曾昭燏去世，終年55歲。根據遺言，人們把她埋葬在她主持發掘的祖堂山下“南唐二陵”的左側。

　　那一年，距高仁俊離開南京整整15年。

　　我問老人：“當年為什麼不留下來呢？”老人將酒杯貼在唇上，說：“誰知道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然後一仰脖，把58度的烈酒倒入口中。

　　曾昭燏是曾國藩的曾侄孫女，是中國現代博物館學和考古學的先驅者之一。當年考古界“南曾北夏”之說中的“曾”就是曾昭燏，而“夏”則是她倫敦大學的同窗夏鼐。

　　這位出身世宦、學貫中西、詩書俱佳的才女後來一直沒有嫁人，卻成全了我眼前的這對老夫妻，使他們得以在臺灣廝守一生，不至於像許許多多來到這裡的人一樣，將自己的另一半遺留在了出發的地方。

　　二

　　臺北故宮的展廳佔據了主樓的三層，第四層是一個叫作“三希堂”的地方。當年，秦孝儀仿照紫禁城三希堂的規制，在這裡修建了一個一模一樣的三希堂。後來接管臺北故宮的那撥人覺得這裡太“中國”了，便把它改造成了一間茶餐廳。但是，“三希堂”的名字被人叫慣了，不好改，便沿用下來。這裡的餐具乃至餐巾紙上都印著“三希堂”三個字。

　　有一天，我約了臺北故宮書畫組組長胡賽蘭女士在這裡做採訪前的溝通。我們品嘗著臺式的灌湯包和大禹嶺的烏龍茶，她正在為我詳細講解著《快雪時晴貼》和《溪山清遠圖》的妙處。說著說著，她突然提起了她的老師溥心畬，我這才知道，她居然是溥心畬正式的入門弟子。於是，正常的工作話題被打斷，我們聊起了溥心畬。

　　溥心畬，原名愛新覺羅·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號“西山逸士”。1896年9月2日（清光緒廿二年七月廿五日）降生於北京恭王府。他是道光皇帝的嫡曾孫，恭親王奕的次孫。自幼有神童之稱，出生滿5個月蒙賜“頭品頂戴”，4歲習書，5歲拜見慈禧太后，從容廷對。6歲受教，9歲能詩，12歲能文。

　　本來，溥心畬是能當皇帝的，因為慈禧太后非常喜歡這個孩子，召見之後誇他：“本朝靈氣都鐘于此童。”但據傳，光緒帝病危時慈禧選皇帝，溥心畬當廷大哭想家，結果落選，舉家為之歡騰不已。

　　上世紀30年代，溥心畬就與張大千齊名，當時畫壇“南張北溥”之說中的“南張”是張大千，“北溥”就是溥心畬。那時，溥心畬已被封為“國畫北派青綠山水正宗首座”。臺北故宮老院長蔣複璁這樣評說他的畫風：“峻秀靈潔，頓挫抑揚，徐徐揮運，逸韻難窮；用墨清幽沉靜，淡而彌厚，濃而愈活；賦色名澈，清麗和雅，莽莽蒼蒼，筆墨所至，有無限生機。”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國成立不久，那天夜裡，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裡，從上海冒險偷渡至舟山群島（當時舟山仍為蔣軍所據），又從舟山輾轉赴台。關於這次南渡，溥心畬曾賦詩紀事。

　　序曰：

　　己醜八月二十七日，夜半藏舟，暗渡吳淞，三日舟至舟山，同行者章宗堯也。

　　詩曰：

　　暗渡吳淞口，藏舟一時輕。

　　片雲隨客去，孤舟掛帆行。

　　島嶼分旗色，風濤記水程。

　　海門吹畫角，夢斷北時聲。

　　到臺灣後不久，衣食無著的溥心畬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說：“我清心寡欲，生活上流離半生，但精神上從來沒有顛沛過。現在，我跟著你來了臺灣，連個棲身之處也沒有。”於是，蔣介石專門撥付了一套平房給他。

　　在臺灣，有關宋美齡向溥心畬拜師學畫的掌故流傳著好幾個版本，內容大同小異，都說溥心畬很乾脆地一口回絕了。但那天，胡賽蘭卻給我講了一個與其不同的正版傳說。她說，溥心畬起初並未拒絕，只是提了兩個條件：第一，他不給宋美齡單獨授課，宋要學畫，必須跟其他弟子一塊學；第二，拜師要行拜師禮，要跪拜，還要磕頭。

　　我問，這與拒絕又有什麼區別呢？胡賽蘭說：“不一樣。在宋看來這是拒絕，在溥看來，這已經是作出巨大讓步了。”

　　完全美式教育的宋美齡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永遠無法窺透這位前朝“舊王孫”的深層內心。

　　1932年，溥儀在“滿洲國”當了偽皇帝，溥家的兄弟們趨之若鶩。溥心畬卻拒任偽職，並以一篇著名的文章《臣篇》痛斥溥儀“九廟不立，宗社不續，祭非其鬼，奉非其朔”，繼而怒駡這位堂弟“作嬪異門，為鬼他族”。

　　南渡之後，蔣介石在給了他一套平房的同時，也給他了一個“考試院委員”的官當。他又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說“政府給我房子，我要，給我個委員，我不敢當；我是有過榮華，好不容易榮華盡褪的人，我還是去教師範吧。”於是，這位“北宗山水第一人”就在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做起了一名教書匠。

　　其實，拒任偽職、拒絕當“中華民國”的官、拒絕教“第一夫人”畫畫，在溥心畬看來是同一件事——淒涼舊時王孫，“為鬼他族”的事自然不齒。倘若一時不慎出仕“後朝”，繼而在沒有嚴格的拜師程式的情況下，摧眉折腰地侍奉起“第一夫人”來，那豈不淪為趙孟頫一流人物？

　　後來，宋美齡退而求其次，拜在了黃君璧門下。黃君璧其實並不遜色，在臺灣，張大千、溥心畬和黃君璧並稱“渡海三家”。

　　我漸漸相信了胡賽蘭的版本是正版。第一，我細數了溥心畬的履歷；第二，胡賽蘭組長是溥心畬正規的入門弟子，除了近距離相處外，她拜師，是磕過頭的。

　　胡賽蘭說，溥心畬曾對弟子們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你們將來都成了專業畫家，那便是我的悲哀。這話就更加符合溥心畬的取向了。

　　溥心畬的另一個悲哀在於，平生才幹都被畫名所掩，幾乎不為外人所知。其實，這位舊時王孫精于騎射，18歲畢業于北京法政大學，27歲獲得德國柏林大學天文學和生物學的雙料博士。他自許平生大業為治理經學，繪畫在他看來只是文人余事，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他在臺灣收徒時要先考作詩，詩作得不好的不要。教繪畫時卻把更多的時間用來講授“十三經”，結果把好多學生都講跑了。但留下的便成大家，比如臺北故宮的副院長江兆申，以及蕭一葦、吳詠香、傅佑武、劉河北、梁秀中、羅芳、王懋軒等人。

　　1963年11月18日，溥心畬因喉癌溘然長逝，年僅68歲，人們把他葬在了陽明山上。據胡賽蘭講，溥心畬得喉癌是因為晚年煙不離手，常常一邊教畫一邊一根接一根地吸煙。

　　上世紀90年代，溥家長子把溥心畬的書畫作品和部分收藏委託臺北故宮博物院代為保管，其中書法175件、繪畫292件，其它收藏包括書畫13件，硯石、印章、瓷器等58件，總計543件。我曾在臺北故宮書畫展廳裡拜讀過他的《鬼趣圖冊》，而那方“舊王孫”的閒章卻怎麼也沒有找到。

　　在臺北，還有人津津樂道於30年代張大千與溥心畬的一次詩書畫合璧的合作。相傳有一天張大千前去拜訪溥心畬，突遇狂風，大千靈感所至畫了一幅畫，畫中一棵纏滿青藤的大樹被風吹倒。溥心畬七步成詩，吟道：

　　大風吹倒樹，樹倒根已露。

　　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

　　三

　　第一次認識張臨生是在很多年前的一次宴會上，當臺北的主人介紹說這位女士名叫張臨生的時候，我大為驚訝。更早以前，她是我在歷史照片中見到的人物。照片中的她青春韶華，穿一襲旗袍，正在為日本天皇裕仁夫婦做講解。

　　那是上世紀60年代臺北故宮在日本舉辦展覽時拍的照片。當時，張臨生還只是臺北故宮一名普通的講解員。多年之後，她升任副院長，並在2000年的時候與秦孝儀一起退出了臺北故宮的舞臺。

　　在我印象裡，臺北故宮任何大小事情好像都逃不過張臨生的記憶。大到蔣複璁、秦孝儀兩位老院長的歷史功績，小到哪位老先生和哪位老先生互相堵氣，誰家的兒媳婦和婆婆鬧彆扭等等她全知道。

　　2008年的夏天，我去她家做客。她先生是臺灣清華大學的教授，精于茶道。他用一把康熙朝的紫砂壺為我泡了一壺陳年的普洱茶，我裝腔作勢搖頭晃腦地品了半天，也品不出個中滋味，只得連聲稱妙。

　　我這次來，是要向張臨生解釋片中的一個細節，她對我執意要在片中提到的這個歷史細節不太高興。它涉及到一個人——孔子第77代孫、末代衍聖公、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

　　40多年前一個春天的下午，當時故宮遷台文物還躲在北溝的大山中。梁廷煒先生打開庫房大門做例行檢查，結果發現《四庫全書薈要》中的10冊被雨水浸泡粘連在一起，已經無法揭開了。這是一件天大的事。梁廷煒和聯管處故宮組組長莊嚴立即層層上報。

　　被泡壞的10冊《四庫薈要》是故宮633號箱中的《左傳注疏》二冊、《春秋權衡》二冊、《春秋左傳事類始末》五冊，以及856號箱中的《欒城集》一冊；另外1021號箱中的23冊書籍也發生了黴變。

　　這件事讓所有的人傻了眼。不久，“監察院長”于右任發來一道措辭嚴厲的公函，稱：“其損失情形如何，主管人員有無失職咎責？應予調查，以明真相。”當時，擔任聯管處主任的正是孔德成，在強大的壓力面前，雖經多方慰留，最終還是引咎去職。

　　對於另外兩位直接責任人梁廷煒和莊嚴的處理結果是，二人“任職年久，服務勤慎，此事又系梁科長自行發現，應從輕議處。”說是從輕，但仍然給了莊嚴申誡、梁廷煒記過一次的嚴厲處分。

　　這是1933年故宮文物遷出北京紫禁城以來整整30年間唯一的一次損失，其原因竟然是庫房附近的小孩玩耍時用石頭砸碎了庫房的屋瓦所致。後來，聯管處故宮組又將粘連、黴汙的《四庫薈要》重新抄寫修補，共依原書式樣重抄866頁，修補1300多頁，基本恢復了原貌。

　　孔德成和張臨生是師生，也屬忘年交。張臨生說起衍聖公大人就像說起鄰家的老頑童，她家玄關處掛著的就是奉祀官的墨寶。出於“為聖者諱”的原因，她對我們要在片中講述上面的那個故事不以為然。

　　孔德成，字玉如，號達生，孔子第77代嫡孫。1920年2月23日他降生的那一天，北洋政府於曲阜鳴禮炮十三響，以慶聖裔不輟。百日當天，大總統徐世昌襲封“衍聖公”，是為第77代衍聖公，也是最後一代。1935年，民國政府為適應共和政體，改衍聖公封號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仍為世襲官位。孔德成因此成了末代衍聖公和首任奉祀官。

　　1949年4月，孔德成從美國輾轉來到臺灣，複建了臺北的家廟。當大陸的文物一船一船運來臺灣之後，杭立武在台中糖廠成立了一個機構，並為這個機構取了一個冗長而拗口的名字——“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簡稱“聯管處”。杭立武是第一任主任，1956年8月杭立武調離，孔德成繼任。

　　張臨生雖然離開臺北故宮許多年了，但對這裡的感情很深很厚，她顯然不願意我們在片中說起《四庫薈要》被雨水泡壞的往事。我最終說服了她，我的理由是“不以一眚掩大德”。她也答應說服孔德成接受我們的採訪，但適逢老人家偶感微恙就拖了下來。我也沒有在意，認為以後有的是機會。

　　2008年深秋的一個下午，我突然接到張臨生從臺北打來的電話，她告訴我，今天上午10時50分孔德成安詳辭世，享年89歲。這成了我們攝製組又一無法彌補的憾事。此前，2006年底，當我們正準備採訪秦孝儀的時候，轉過年的1月7日，他也安詳辭世。

　　身後，孔德成被安葬在臺北縣三峽鎮龍泉公墓，他是第二位沒能入葬曲阜孔林的衍聖公。第一位是第48代衍聖公孔端友，因為當時是南宋。

　　衍聖公制度始于西漢初年，漢高祖十二年，劉邦冊封孔騰為“奉祀君”。從此世襲罔替，直到1935年的孔德成。其間，北宋仁宋至和二年（西元1055年）改封衍聖公，也相沿不改直到孔德成。

　　後來，馬英九“冊封”孔德成的長孫、孔子第79代孫孔垂長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這是第二代奉祀官，本應是第79代衍聖公。奉祀官是當代中國最後一個世襲的官爵，在如今的臺灣，它更是那些鐵了心要“去中國化”的人們必欲去之而後快的絆腳石。我不敢猜想，聖人家族手中這根接力了兩千多年的文化權杖，還能往下傳遞多少代。

　　四

　　在臺北，我到過最多的兩個地方，一個是臺北故宮，另一個就是臺灣大學。臺北故宮小隱于野，藏在外雙溪的山中，等著人們去朝覲；臺灣大學中隱於市，坐落于大安區的羅斯福路上。這裡是臺北典型的繁華地段，不管白天還是夜晚，總是車如流水馬如龍。

　　走進台大正門，向右拐，有一條細細長長的小路，它領著人們前行。前面，是一座相對獨立的園林。園中古木參天，熱帶炙人的陽光硬是照不進來，厚厚的青苔長在石板路上，走在上面要小心滑倒。園的正中是一座古希臘式的穹頂，十六根粗大的廊柱環侍在側。穹頂下方是一個大理石砌成的石棺，棺的正面有七個篆體字——“傅校長斯年之墓”。

　　傅斯年就葬在這裡，這個小園因而也叫傅園。在台大，有兩樣東西最值得為外人道，一個是傅園，另一個是傅鐘，它們總是同時被人們提起。每當上下課時，傅鐘都會敲響二十一下，這是個典故，它緣自傅斯年的一句話——“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也是當年文物遷台的主謀者之一，他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共有976箱文物動運到了臺灣，在6個機構中，數量僅次於故宮，超過了中博籌備處和中央圖書館。這976個箱子裡裝的是安陽出土的殷代銅器、玉器、石刻和甲骨。其中甲骨25000多片，幾乎占我國現存甲骨數量的一半；另外還有史語所的全部藏書和大批明清檔案，包括北宋景佑刻本《史記》、宋本南華真經、明抄本《明實錄》等等。來台之後，史語所的箱子都留在了小鎮楊梅，並沒有隨大部隊前往台中糖廠和北溝。後來，“中研院”在臺北南港複建，這批東西就運往了那裡。

　　1949年4月，北平文化界群起聲討文物遷台。9日，《進步日報》全文刊載了聲討檄文，文章的副標題是“應宣佈傅斯年等為戰犯”。

　　誰都有可能留在大陸，唯有傅斯年不可能。在那一代學人中，傅斯年的“反共”是出了名的。然而，當我們細讀傅斯年平生著述時會發現兩句有意思的話。第一句是：“平情而論，果然共產黨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為階級的緣故，喪其性命，有何不可？”第二句是：“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

　　傅斯年絕決的反共立場並非完全源於“共產”與“自由”二者的主義之爭，這其中另有隱情。這一隱情和他的第七世祖、大清王朝“開代文章第一家”傅以漸有關。

　　順治三年，正當顧炎武“東至海上，北至王家營，僕僕往來”於各股抗清力量之間時，傅以漸參加了順治朝的殿試，並一舉奪魁。就這樣，他成了滿清入關以來的第一位狀元。從此，他把畢生的才情奉獻給了順治皇帝，並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銜，是清朝名副其實的一代賢相。

　　在傅斯年繁多的史學著述中，我們找不到有關這位顯赫祖先的隻言片語。短短54年的人生旅程當中，他更羞於對別人提起傅以漸的名字。一種莫可名狀的恥辱感躲在愛國者的內心深處，以至於在他的潛意識中形成了一道深深的傷痕。這位愛國主義者因了先祖的失節而變得更加激進，激烈的反日和反俄言論在他的著述中俯拾皆是。越是到了人生的晚期，隨著抗戰的勝利，他的矛頭越指向蘇聯，並進而認為中國共產黨是蘇聯的馬前卒和代理人。如此，傅斯年完成了從“仇俄”到“仇共”的心理轉換。

　　在“党國”的最後關頭，他拒絕了李宗仁邀其參與國共和談的請求，並在回信中直言：“共產黨……絕對走蘇俄路線，受蘇俄指揮，而以中國為美蘇鬥爭之先鋒隊。”

　　傅以漸曾先後擔任《明史》、《清太宗實錄》的纂修官，以及《太祖聖訓》、《太宗聖訓》、《通鑒全書》的總裁官。按道理，作為一代最重視“材料”的史學大家，傅斯年應當備加推崇這位七世祖才對。然而相反，他為之背負了一個沉重的心理十字架。

　　傅斯年的心理支柱是顧炎武。1928年，史語所剛創辦時他便為辦所立下了三條“旨趣”，其中“第一條是保持亭林（顧炎武尊稱亭林）、百詩（閻若璩字百詩）的遺訓”。顧炎武成為傅斯年心理支柱的原因大概有三個：第一是因為他的學問，第二是因為他拒不仕清，第三則是因為他親身參與了武裝抗清。我猜，後兩個因素在傅斯年心中的分量不知要比第一個大出多少倍。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炎武的這句名言唱響在傅斯年短暫的人生旅途當中。完全可以這樣推測，在傅看來，蔣家王朝亡於中共不算“亡國”而算“亡天下”，後者比前者要可怕得多。

　　300年前，明清鼎革天下將“亡”的關頭，他的先祖竟率爾降清；300年後，又一個“亡天下”的考驗擺在了傅家後輩的面前。在南京圍城之際，傅斯年隨身攜帶著一大瓶安眠藥。可以想見，一旦城破而傅斯年未能逃出，一代大師必定飲鳩死節，除此之外，不再會有其他懸念。

　　我在傅斯年的墓前默立良久，除了那個七篆書之外，墓上並沒有墓誌銘。台大中文系教授黃得時曾經請傅斯年寫字，誰知他竟提筆寫了“歸骨于田橫之島”七個字。屈萬里先生曾建議把這七個字也刻在墓上，我猜恐怕是調子過於低沉了吧，最終沒能實現。

　　臺灣大學與臺北故宮是一對教學相長的兄弟，兩邊的教授和專家互為師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一直覺得，只是因為有了傅斯年，臺灣大學便是北大精神在臺灣的繼續，也是五四餘脈在臺灣的具體化現。

　　現在，當人們提起“五四運動”的時候，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和胡適之等人。人們不知道的是，1919年5月4日當天，肩扛大旗，走在隊伍最前頭的那個人，正是傅斯年。